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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11 10:06:26（已编辑）
编辑按：今年是著名陶瓷文化学者、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新园先生逝世十周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万仁辉先生在学者网发布一万六千字纪念长文《历史的烙痕：抑仙抑佛堪国器、亦圣亦人迺吾师——怀念刘新园先生》以颂祀师魂，读来甚觉真情贴切，感人至深。
原文地址：https://www.scholat.com/vpost.html?pid=216821
万仁辉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采访者：在您的收藏人生中有没有对您影响比较大的导师？
万：在陶瓷工艺及收藏鉴定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凃菊清老师和刘新园先生。涂菊清老师前面已经说过；刘新园先生是陶瓷考古领域中田野挖掘和古窑址考查研究的领袖人物，学问做得很深。他是官方以学术行为挖掘湖田南宋窑址笫一人。七十年代初就在中外很有名气，成果卓著。他对蒋祈《陶记》著作年代的考辩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蒋祈《陶记》一直被认为是元代的著作，刘新园从论证其成书年代的角度，查阅和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分析该著作所涉内容及其相关历史环境，对比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和相应历史时代的法律、课税、物名制度特别是窑业形式、规模等等,作多科目的考证，条分缕析、抽丝剥茧，以清晰的思路,极具说服力的节点、论据,引导我们心诚悦服且深信不疑地和他一道来指认《陶记》乃南宋晚期之作。拜读刘新园先生这篇论文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至今不能忘怀。另外他的著作《瓷艺与画艺》、《皇帝的瓷器》、《成窑遗珍》等等，都非常经典。新园先生在中国陶瓷考古方面有卓越建树,应该是个历史性人物。他为我题写的“治藏瀛寰”金漆匾额十九年来悬于我的门庭。“治藏”的理念指的就是治学和鉴藏，这种文人情怀,对我做学问、搞收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他毕竞还食人间烟火,有非常特异的个性,他与我师生情谊,却若即若离而心灵远照。”
以上这段文字摘自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文献《大会采访录》长篇采访《收藏更重治藏——万仁辉先生访谈》（上海.台北2012年10月）
2013年11月初，应友人之邀，我与太太在粤西新兴休养，8日参拜了国恩寺，10日，又冒雨瞻仰竹院庵。正礼佛间，接到沈晨光电话，讣告刘新园先生于六天前（4日）在上海仙逝......我与太太震惊悲痛之余，立即本能地为新园先生反复念诵《往生咒》和《大悲咒》，虔诚助度先生往生西方。先生仙容圣貌，萦绕脑海，升腾苍穹，与佛同境……
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九六六年，景德镇，同学姚国安在市图书馆谋得一个临时职位，而我亦得此过从之缘与埋头故书堆的刘新园先生交识。时值文革之火炽燃至盛，我自以为好学青年，惴惴然而焦躁不安，忿忿然而盲目游走；新园先生镇定的学态和处世的蔑笑，令我一新耳目，肃然起敬。很快，他成为了我的偶像，有时竟不期然壮着胆子邀伴去陶瓷馆他住的平楼造访。幸得刚及而立之年的新园先生才调职陶瓷馆从事专业研究不久，学术权威的架势尚未形成，侥幸暂未受直接冲击而得以赋闲书斋又“含饴弄瓦”——记得小师妹才咿呀学语，先生为其取名“影青”，足俱雅情妙趣，让我们甚觉新鲜，亦足见其时先生对南宋影青瓷研究的钟情和痴爱已日久弥深。
不两年，先生下放浮梁兴田锦里，我也揷队去浮梁西湖，竟然一晃两年没见；偶尔听说他在山村除了默默地做学问，还研究太极拳，并传授他人，除此之外，似乎疏问一切。契合所闻这种生命状态，一个隐者大逸、仙道神圣的形象在我主观意识中廓然建模又加以意念塑造，遂臻丰满。偶尔回城，一次梦幻般的匆匆路遇，让我深深记下了他轻声丟下的一句冷峻的偈语：“好生活命，准备自己！”……就像荒野一个迷途浪人突然遇上一位大德高僧给了一声“临济喝”，又若见梵天旗盖，乍隐乍现……久久，猛然重拾意识，欲追究竟，却未得深示。只见身穿陈旧汗衫的新园先生飘然而去。其时，我似乎顿有所悟并渐得正解，乃至十年浩劫结束，仍长以是偈自警自省，自磨自砺。
一九七零年，我已我侥幸回城，七二年，又随所在元件二厂撤併并至纸箱厂。纸箱，因出口陶瓷包装的大量需求，大有紧急动员态势。为尽快扩充生产规模，市里划拨了不少中心城区里弄大屋作为厂房，其中，上起求知弄，下至当铺弄，特别是祥集上弄几栋连体古典大宅被占用作纸箱车间。偶尔一次在祥集上弄口，巧遇新园先生，寒喧询问以后，得知他已被特别征召回城。我亦仓促奉禀曰，我就在里面纸箱厂工作。先生似突然有所警觉，问道：是不是那几家老宅子变纸箱厂了？我说：正是。他随即表示要跟我进去看看。进了大宅，他一脸严肃地审视每个角落，从天井瓦檐至雕梁、花窗，从大柱、挂落到雀替、戗翼，从巨大的青石柱础、地护石到地面残破的大块精砖，无不令他沉醉深思，更或是由此而致的阵阵痛苦，不时溢于他们眉宇唇角。他轻声对我耳语：“明代建筑！”……于是微微搖头，怏怏而去。当时我对古建一无所知，对一个知名学者的所思所想钝然木讷，至于他那后续的与此有关的神操作和超人的能量转换，更未曾思亦未尝想……
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我痛苦未能有勇气拜访他。
七四年夏，偶尔一天，方加星老先生带我去王景圣教授家谒访，恰遇新园先生也在；他正和王教授就湖田古窑址考古发掘成果和日本报纸的相关专题报道交流。王教授家住工人新村老“社公庙”旧址上新建的一栋高知小楼，是景德镇名演员和文化人等高知较集中的地方。王教授虽也曾受批斗，但却是文革期间唯一能安受人们尊称“教授”的学者。由于外语人才希缺，当时王教授在景德镇重要的外事活动中仍旧“戴罪”担任英文和日文翻译。由于我们的突然打搅，使他们的学术研谈变成了漫无边际的闲聊。令人难忘的是，或许是由于有旁人进入，新园先生以谨慎却并非刻意的轻松语态，又力图不绕主题，道出他那经典论说：“两千多年来，日本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吸取以至于敏感、渴求、依赖，成为他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习惯”；“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是惯例和大势所趋。我们陶瓷考古研究，借助他们的热情和经验与他们合理、正常、有效的合作，是我们的考古现状的需要”。王教授直望着新园先生，或因他的变调的官样话语露出诧异，但转即得意的微笑道：“你这发掘成果已经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了。”
……我如饥似渴地浏览、猜读着夹杂大量汉字、印有刘氏新园湖田窑址考古发掘报道及照片的日本报纸。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彩印报纸，晕晕乎恰如坐井观天，而那块天泛着绚烂的七彩虹光，让人无限憧憬遐想。先生问我：“工作有变动吗？”我正想解釋我所在新单位，包括我正从事出口瓷纸箱嘜头设计工作……先生没听完，打断说“不管做什么，但心中要有目标，多学习、充实，当然还要尽力把事情做好……”接着指着我手里的报纸，似乎随意地说：“学问没有国界，能否让人家承认，其实取决于自己。”……
一九八一年底，我侥幸进入国营艺术瓷厂。我的工种是杂务，业内传统称作“写字先生”，除参与出口粉彩瓷的书写题署，还兼负瓷像门市部书写像赞和款识的工作。而艺术瓷厂瓷像门市部就地处景德镇市区中轴主干珠山路明清御窑厂和南门头之间的黄金地段。八二年，非常有机缘得以亲自见证珠山路因工程开挖而出土大批明清御窑瓷器残片的全过程。
其实，珠山路的部分开挖和意外获取，并非某些文章所说的“马路拓宽”，而且珠山路自五十年**通至当时，又至现今，一个多花甲以来，从未也全无必要拓宽。一九八二年冬是因电缆管线铺设且仅仅是线形的开挖了珠山路北侧的人行道。不甚宽阔的此段街道旁并无四层以上的钢筋水泥建筑，包括其中市五金公司和市总工会皆为砖混和砖木结构，有的还是纯木结构的矮层店面，并没有也不可能使用推土机等大型设备，更不存在某些报导所描绘的：“刘新园怒吼，‘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之说。当时只是以钁镐、锹锄，纯靠人手挖掘施工。不结实的地表以建筑垃圾、松土、窑业弃物复盖，掀起人行道水泥板即可轻松下挖。在珠山御窑厂至南门头一段，名曰“公舘岭”，由于当年修通珠山路已经降坡，故仅掘不足一米的深度，便偶见一窝窝的明、清时代、有的甚至是明代前期永、宣御窑的青花等各色瓷片，甚至有不少是大块片或近乎完整器，皆为御窑贡品遴选出例被弃。这种状况，除了镇人，外地人和外行人是难以想像的。那时，普通镇民并没有文物保护意识，他们见惯不惯，也根本没把这些发现与文物宝藏挂上钩。但此事很快惊动了陶瓷舘 ，新园先生视察现场后紧急请命，主动要求强势介入并作保护性挖掘。
有一天，新园先生在我们瓷相门市部门口挖掘的深沟里扩大发掘，收集瓷片，穴窝差不多延伸至我们瓷相门市部地底下，有些画瓷像的老艺人惊呼不能再挖。但我告诉他们，这种纯木构造的房子，只要不挖空柱础，就没有安全问题。市政工人在我们门口架起跳板，挖掘进展顺利。先生向我竖起大拇指，连跨“小万不错”。
据说，此正是一大窝较集中的明代贡余御器的毁棄碎件。工休间，我请先生进来喝茶。他袖管、裤脚卷得高高的，浑身洋溢着兴奋之情，对我笑喊：“小万啊，我这几天大丰收啊！你都看到了！都是御窑残器，精品啊”！又轻声对我说：“有的我们都没见过……”先生手舞足蹈，每个动作都那样的感染着我。仅小坐片刻，一杯水也没来得及喝完，他又急匆匆跑向街边，随机截停一辆熟人的边三轮摩托。他让我帮忙把竹筐里的大瓷片抬至车上。民工不肯借筐给他，他居然脫下外衣，垫在斗内；我从门市部拿出一叠废报纸，一起小心翼翼隔垫着，摞了满满当当一车斗。他嘱咐我帮他看好另几筐瓷片，战战兢兢地坐上摩托后座；只见先生穿着单薄的内衣，消失在车龙人流之中。那画面，多少年来回想起，还让人泪目。自此，我自己也似乎骤然感知到这些宝贝瓷片的光芒和温度，犹如烁石流金！……
记得那年还没有“品陶斋”，更无陶瓷“考古所”，看摩托车的去向，应该是陶瓷舘。那些时日，我也处于高度兴奋中，没少往陶瓷舘跑，只见根本没有像样的仓库，那时，连塑料周转箱都没有，全靠到瓷厂要些破“瓷器篮”；当然连清洗的环境也没有，更无从着手拼接粘对、整理复原，是所谓既无人手，更无场地。先生昕笑自嘲：“光杆司令”。但看得出他早已胸有成竹，“品陶斋”和“考古所”的蓝图早已在他心中绘就。
我曾想向先生要几片精彩的瓷片，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他告诉我，“你可以去捡啊，我们不可能极尽收罗。”其实，路边余土中居然极少有他们的遗漏，即便偶有，也只是他们瞧不上眼的。那次，我和某些“知识镇民”一样，幸也小有收获。
试想，这次若没新园先生主动介入配合管线工程挖掘，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则一切，一如镇内此前建设工程，毫无波澜，何曾有人会因国宝的的殒毁、文化消失有感切肤之痛或觉堪虞堪忧？
八十年代初，鉴于景德镇传统建筑和老旧窑业遗址的不断消失，景德镇市政府决定将散落在市区的部份很具代表性的老旧窑场，古老作坊及古典建筑在枫树山蟠龙岗作异地集中保护、开发、利用。而这个动议，其实新园先生在1979年以前就提出过。其后，先生与市文联李文彩副主席，还有一位祖籍徽州、住在程家上巷的胡老先生等对浮梁山区和包括婺源在内的古徽州地域进行过多次考察，协调拆迁几处徽派古建。在得到市领导支持的同时，也动员到省陶瓷公司党委书记、徽州黟县籍人胡仲愚先生的帮助；时任婺源县博物馆馆长詹永萱老先生是新园先生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一致认为，皖南徽派古建完全类同地处赣东北的浮梁古建，连语系都同属吴语系徽州方言，其传统建筑，若迁移至景德镇，与古旧窑场、古旧作坊整体保护，风格完全协调一致，定会相融焕彩，于是通力协助之。现在古窑民俗博览区大片厂院园林中，清懿园、玉华堂、大夫第（清进士宅第）、祠堂、柴行老板宅第以及沧溪民宅等，都是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完成捡选，重作整体规划设计，保护性拆迁并建成开放的；那就是当今陶瓷历史文化博览区的前身，而新园先生于此，实可谓“功莫大焉”。惜那几年我在广州上学，疏于关注，归来恍若烂柯一梦。
其后，祥集上弄明代古宅，成了新园先生主持的陶瓷馆研究古瓷的专设机构“品陶斋”，一九八九年扩辟为独立的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新园先生当然是该所不二的主持人。那时，我才为十几年前他探察祥集上弄纸箱厂明代老宅的奥妙之为以及此后必不可少的神妙操作而恍然大悟。现今，考古所所处的明代古宅和他们迁建异地保护的陶瓷历史文化博览区双双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古窑与陶瓷考古博览、文化旅游、休闲度假，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能不承认，只有新园先生等这样一群历史性的文化巨擘，才能够具有如此犀利而高瞻远瞩的目光以及深遂而运筹自如的谋略，以至挥洒出如此华彩篇章。
饶克勤先生曾告诉笔者，“我七十年代末期调到陶瓷舘工作，那时除了刘新园，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元青花瓷的概念。日本人出的《陶瓷大系》中对元青花有专辑介绍，我们才恍然大悟。1980年8月，江西高安出土一批青花瓷窖藏，我和陈孟龙、李会中、黄云鹏等都赶去高安看出土窖藏青花瓷，”“刘新园老师当时虽已调去（古窑）筹建陶瓷历史博物舘，但实际上未脱离陶瓷舘，那时他在陶瓷考古方面已很有名气了，故也派他去了，而且还是主要成员。”铙克勤说，“刘新园是我陶瓷学院时的文学、历史老师，讲些之乎者也，我们都听不进。但我们走上社会，在专业知识上特别是陶瓷考古方面，我们都很买他的账，不服又行。”高安这批窖藏青花瓷，被一致认定为元代青花瓷，轰动全省乃至全国；由此，更证实了经刘新园主要认定并强烈主张从丰城县博物舘收购的景德镇陶瓷舘所藏那件元青花大梅瓶乃确凿无疑并且为经典重器。于是，陶瓷舘干群上下弹冠相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着重看到刘新园在此事件上的功劳。
印象中，“陶瓷文化的出现，几同时于人类对火的使用”之说，是新园先生最先提示予我的，如今成为大众断言。有许多颂及新园先生的文章互为转引新园先生的金句——“木会朽，石会崩，人会亡，政会息；而瓷，无论经过多少岁月的淘洗，却依然故我地折射出分娩她时代的光辉……”此乃先生八十年代中曾多次对我的口传心授，并多次强调“陶瓷可以与地球同在，永远传递她的文化记忆”。或许由于“政会息”的敏感性，其后，不知是先生自己或是引用者略去了“政会息”三字，至今所见皆然。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几十年来，先生多次领教人性的黑暗，亦未少受政治奸人的中伤。但，即便少了那三个字，也终归是先生的玉振金声，铿语锵言，也依然故我地折射出刘新园的思想光辉……
记得八十年代中后期，舒圣佑以景德镇市长身份在时兴的统战分工中主动与我们民革“结对交友”，我那时任民革市委委员、市政协委员，舒市长曾偶尔参加我们民革市委会议。他极擅长以平民朋友的身份与我们攀谈：“民革知识分子多，专家学者多，我常告诫我的副手，千万要尊重专家学者。我们长林副市长喜欢批驳刘新园的观点，我就警告他，千万不要跟学者拗，他一段文字，一篇文章，参死你，甚至让你在负面史页上掛个号……”；“小万，你好像跟刘新园关系不错啊！”。我问舒市长：“你怎知道？”他说“有次开政协会，中间休会，我看见他从主席台下来首先奔你说悄悄话。”……
其时，新园先生任市政协副主席。我曾见他在主席台上一本正经地对我“怪笑以目”。我深知他对这个职务既看重又啧有烦言。到后期他曾多次跟我说，“我早就不想当这个政协主席了”。我注意到，其中那个“副”字，绝对不是他多次无意漏掉的，而恰恰可见他对世间的荣誉是有选择地珍惜或蔑视的……正如本文标题和开篇时提及，他虽为“国器”，但毕竟还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令我心生怜爱又倍增亲敬。
在多年的交往中，或许並非刻意，他总是向我宣示他作为一个基本的、普通的人的存在，不许我恭顺唯诺。我常向人深鞠躬的习惯被他视作“伪习”而改掉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也真实感觉到，与先生这样的“大人物”交往，同样是波澜不惊，不必期待所谓的澎湃壮阔，宏大叙事。先生真正走下神坛，从云里圣者到凡间师长，成为一个有“真性情”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和“友”，当是在八十年代末我定居广州以后的密切交集中。他赐我一句让我终生受用的的不二箴言：“广州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高地，你选择广州很好，但到一个地方，就要坚定地学习研究、依靠利用当地最突出的文化，这是成功的最重要法门”；“我是江西师大学中文的，到景德镇，我看准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并不懈朝大目标努力。——还算是成功吧？” 言语中不乏骄傲和自信。如是近乎私传密授的谆谆教诲，虽随意而轻松，但于我而言，实乃刻骨铭心而又透彻我每根神经的警句，令我数十年地忠实刻苦践行……
他多次亲赴广州，从不要我接机、接站，而往往是无预约、无征兆地突然出现在我家小院门前，而且不承认是公差顺道。我们多次去肇庆看端砚、买端石；我们租乘小船，遊羚羊峡、探大西洞、寻冷水岩；我们一起深入砚雕作坊，拜访砚雕名家；一起鉴识紫宋、绿端、老坑、火爉，辨认蕉叶白、鱼脑冻，鸲鹆眼，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他很挑剔，眼界极高，每购不多；而我那时经济条件渐好，欲购以赠之，然其受纳亦极少且往往限于小件，笑曰，带国外送人。他还给我引荐了他的好友婺源县砚雕厂厂长张松长，并说服他长时间为我琢砚，还不时地介入指导。
先生常与我一起游览岭南古建，逛古玩市场，废寝忘食地逛带河路源胜街和荔湾西关，走弄窜巷，早出晚归；他只凭感觉，几乎逢店必进且鹰眼敏疾，目不暇旁。
只要来广州，先生坚决不住酒店、不去饭馆，而强行与我挤一起，在厅内打地铺，吃“居家饭”。
他身体总是发热，即便是天气并不很热，他也坚持睡凉席，我讥之像吃丹汞的魏晋文人，至浑身发热而使然。他竟欣然自得，对号入座，谲问曰，“像阮籍还是嵇康？……”
每每睡前，先生尽显故事大王身手，历朝历代，文人轶事，演义典故，前几千年，后数百年，随口翻说，无不精彩。
他味口很重，没有辣椒不吃饭。有一次他与我一起自广州回黄山屯溪；那年，我的登瀛楼建好不久，正巧午后，他嚷着饿了。我岳母为他煮了一大碗面条，没来得及做菜。他发现橱柜上有一小罐我岳母腌制的又咸又辣的臭豆腐乳，他居然整罐地往面碗里倒，和面捣拌着，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边吃边喝彩，直至大汗淋漓，好不快哉，令我岳母瞠目结舌。我笑对曰：没见过吧？湘西北的汉子！
先生是学中文而教中文的，在考古专业上并无师承，乃天心秉赋而开山立派。他曾多次炫称自己，同时也顺为告诫我：“做学问，绝不能落入别人的窠臼”。而这“窠臼”，竟被他多次说成“巢臼”，但其气场令我不敢指出。当然这丝毫无损他在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而恰恰更觉先生有血有肉的真实可亲；他那“做学问不落别人窠臼”的谆谆教诲，亦让我受益终生且感铭在怀。我敢说，任何大学问家，百密也难免一疏，有的讹误甚至被认定为“通假”呢。至于我自己，肯定谬重秽积，各类笑柄绝对更不在少。我曾笑问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是“巢臼”呢？窠、巢者，其义一焉！……
在研讨选购端砚石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把“鸲鹆（qu yu）眼”说成“居谷（ju gu）眼”，而当时我们手头就有一本鉴赏端砚的书，居然不警于查字典，当然地，毫无怀疑地跟着他“居谷”（ju gu）了好几年，奇怪的是，端州那些端砚行家也口口声声“居谷眼”，难道是“合理的讹读”？至今，我常自笑谑，引为美谈，然又每每感觉先生亲切在侧，与我言笑晏晏，令我倍添怀念！而又不免忆起，先生曾有言曰，“我六十岁以前从不纠正人家的错别字”。可见，谨慎待事，谦卑做人是他的准则，有时候居然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一反他丈义执言，拔刀相向之豪壮侠勇；其实，先生的矜守内敛，一直远远胜于他的张扬外洩。博大宽广的文人胸襟却难免有极致的盲点。于斯，虽映衬出他性格的矛盾和多面，又不能不自然地追溯其性格塑成的文化生态和生存环境。而我，是否深受其影响，更或已潜移默化？则不得而知；倘真如是，又更或“焉知非福”耶？
其实多年来，先生与我很少就陶瓷专业，包括古陶瓷、御窑器做拘谨的学问探讨，只是参互于圈内外之文化环境，耳濡目染，心性通融，以至“若识人也——眉眼脸庞，肩臀身段乃至举手投足，即可侧目断知”（新园先生语）。在瓷器收藏研究中，他常说，“你学过工艺，熟悉作坊，在瓷器堆里成长，有很好的条件，文章自然比别人精准贴切。但你现在还在为经济财富奋斗，在没有回归到做学问的状态前，不必急于写；而我自己，也不能只从田野考察、纯学术理论和历史文化的层面‘蠢做’‘斋室学问’。你发现没有？我也在学习和了解工艺，走进窑场和作坊。其实，七十年代我对南宋覆烧窑具研究时就感觉到这个课必须补。”……这是我第一次闻听“斋室学问”之说，更是第一次闻听有关不可“蠢做”学问的警省，当又常以捡讨自问，而得益匪浅！
我曾经以为先生并没什么“音乐细胞”，偶听新园先生高兴时哼几句流行歌，似乎觉得他有点五音不全。但当听到他哼起湖南花鼓戏，则判若两人，是所谓“字正腔圆”。九十年代初，他学起了京剧，没想到，他不但能把握腔调板眼，甚至连流派风格，都能把握得惟妙惟肖。他最为倾情投入的是《野猪林》林冲雪夜奔梁山李少春的唱段，对其唱词，倒背如流。可能感切周遭际遇，他对其中《满怀激愤、数问苍天》里，“天啊，天！莫非你也怕权奸，有口难言？”特别赞许，啧啧称道其精彩；有时坐在我家，提起毛笔，抓起破纸，唱段呤词，边哼边写，摇头晃脑，反复玩味。自我欣赏之余还一定要我赞他唱得如何之好，如何之妙，否则，他决会甩出一句：“不信你来！”……那时，光碟还未普及，他靠磁带和录像带反复听学，不厌其烦。其积极的生命状态，多彩的情兴之好，可见一斑；当然，益发丰满其师表！
长期以来，我认为先生是隐没或回避信仰的“独孤不信”，对学问和宗教的分野切割，叠加转换轻松自如。未曾想，有一次在我家，他执起硃笔，背诵默写《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那时，我已是十年的在家居士，才熟诵是经不久；而先生的身心印相，符契所合，着实令我惊讶又自怀惭愧；始知，大学问家的学问空间是无域境、无边界的。
一九九四年盛夏对市政府宿舍工地——（珠山御窑原址）的强势介入挖掘，新园先生得罪了不少人。但他自知这些矛盾无法规避，也全无所谓；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于兴奋激动中，曾几次以胜利者和成功者的姿态对我讲述跟此中与该基建工程相关的景德镇某些权贵较量的细节。我全然没有听进去，更没记住，但清楚记得那次整理发掘经历和成果，是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也是近代御窑陶瓷考古领域收获最大、最关键、最有说服力的一役；填䃼历史空缺的宣德御用青花蟋蟀罐的集中出土以及同时出土的前后朝代典型大器，是为与洪武、永乐和宣德御窑遗址学术对应的具有时代性和国际性的实证范例，又为多学科不可替代的实物史料，有的堪为“绝世孤品”。可以认为，包括此前珠山御窑前期出土的器物标本，对世界各大舘院及收藏机构，鉴藏专家而言，实乃绝无旁藉的断代识器之标准。
然先生“不宁止于器，而必审于理；物不停于真，而要趋于解。”（新园先生语） 在汇阅集览庞杂的实录、政书和古画等海量文献的做功之后，很快，关于宣德蟋蟀罐的专论《明宣德官窑蟋蟀罐考》声像文字在海外爆响。
先生真诚地邀我回景德镇看看他掘获的我们曾多次讨论亦曾怀疑过的蟋蟀罐，如今终于可以以赢家的身份对我“驱邀”并约法三章：“只准看，不准要。” 只可惜那时段，正是我为生计奔忙的最紧张关键当口，一拖再拖而未能如願。
……翌年，我在屯溪购买了一座旧厂园，他执意要去看看，且陡然触发性情，在厂区拔土撬石，要捉蟋蟀；果然抓获不少，旋即又要与我一起斗蟋蟀。而我确实外行，真正地索然无兴，与我常拒绝与他对太极推手一样，令他失望不快。当然这不影响他常常在我耳边炫谈我国明清时代的蟋蟀文化包括历代名人对蟋蟀的追捧乃至宣德皇帝相关趣闻轶事。那几年，他常如数家珍地乐道细数这雅号美称为“将军虫”“夜鸣虫”“促织”“秋虫”“地喇叭”的金灿铁黑的蟋蟀名种，什么“青头”、“红额”、“绿背”、“紫身”……以至让我惊讶他“百科全书”之奇特丰沛乃至为异端极品。为印证体验跨越时空的宣德御窑蟋蟀罐和明代宫廷蟋蟀文化的真实楬橥、合理存在和链式传递，他曾一度热衷斗蟋蟀；我很熟悉的艺术瓷厂画人物的知名工艺师邹宝林老先生就是他的“斗友”。据说，先生已从精神深处获得灵验妙应，切实感受到宣德皇帝雅趣发端之情态心境。于是，他有理有据地批评我不够境界。
一九九五年春，我的登瀛楼艺术舘开幕，先生在外地不克分身亲赴祝贺，嘱咐师母，一定要去黄山道喜帮忙。师母与镇德镇市政协廉润生主席、程正棠副主席等数位领导专程前来祝贺；印象最深的是，师母捎来了先生的灼见箴言、勉励鞭策：“很可喜啊！老师说你的生活轨迹、事业经历等条件，足可以让你把徽州文化、岭南文化、和景德镇陶瓷文化分别或串联起来，做更大范围、更有意义的研究了。”这些至精至诚的箴言，亦被先生长时间多次强调叮咛；感恩之余，深铭牢记而至今践行不辍。
九十年代初，有一天，先生邀我去他家，天气挺闷热，他新装了分体空调，好像是文化系统整栋宿舍楼的唯一。看得出他真情希望与我分享一份清凉。但由于电压超低，只要一开，自家和邻里数户的灯泡都成了莹火虫，日光灯也不能起辉，空调主机沉闷频振，无法启动。先生情绪激动，扒在窗口，一串“景骂”接“国骂”杂加“时政骂”。虽然那时已有空前的政治开明，空前宽松的话语环境，但那串斨时砭世的怒骂还真不免让我吃惊。忐忑中，我频作劝慰又换位自解：——这或许就是大学者之耿介性情，真文人之率直狷狂。楷模也！
新园先生曾经很长时间不太注意打扮，有时甚至给人不修边幅的感觉，那怕很高层次或是出国的学术活动，他的作派也往往透出一种执着的、不屑在乎的、往往被时人视作土老冒的朴素，有时让傍人忍俊不禁；但我认为，这种无谓不羁，只是先生自我型质审美的坚持，透露出先生自我行为溯顾检点的律己习惯，全然掩不住他的学养、气质和风骨。于斯，虽然亦往往让师母棘手烦心，不知怎么为他整饬打扮而每每难能尽如己意。然而，我倒总是觉得，先生衣袂飘飘，翩然醇古而真气动人，令我心生敬意，由衷赞叹，甚至长期以来，我亦或拟效其形而不觉矣。当然，这或许亦如常人很难发现的瓷器之美而先生独窥其唯美并阐扬以启智，传播以宏文……直到新世纪，随着先生子女移居美国，自己也退休而游走于海内外，偶见他勒着领带，裹着令他自己深感烦燥又深受拘束的西装革履，冲着我秀以不自然的挺拔神气，倒也幽默可爱。
先生是一个家庭情愫至深至重的“阳光暖男”，这个真实棱面，或许很少外人知道甚至令我惊讶。他长期以来在我面前毫不避忌地昵称他太太（吕学默）“默默”；他经常是“你师母默默”怎么怎么，“今天默默”又如何如何……这种狎昵浪漫，恩爱亲慈真不是一般的层级，对大多数男人而言，绝对是榜样层级。
九十年代后期，先生外孙出生，对他的“暖男人生”可谓又一次提振，挺长时间他都处于乐不可支的兴奋中。记得先生为其取名“爱烨”，曾告知式地征询我的意见，直知释意为其谐音“爱爷”，又潜藏陶瓷乃华夏之土与火的结合；让我深受感染，为之喜不自胜又觉适意惬心，连连喝彩。先生立凡不拘，入世破俗的情感意气，溶化于童趣孺顽之中，又粲然于彦说微叙之表，能不书传之以为美谈乎？
九五年，我买了一部进口车，经正规核验，上了牌照，由广州开到黄山，而仅在江西境内就被以“走私车”为借口，罚款二次并扣缴《行车证》。一路上我数次致电，试图请求早已升任省长的舒圣佑先生下令取缔这些野蛮无理上路刼财的卡点并帮助追回罚款，归还证照。可是最终无法接通，想必是换了号码。后来我找到新园先生，我知道他与省长很好，师母干部编制的恢复便是他仗义秉公而至落实；这小事，想必会给面子。可是结果与我致电一样“无法接通”，即便是致省府总机转接，也无果而终。先生怏怏然，失落而又无奈。“景骂”之余，他叹息道：“你以为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什么了不起？你以为有多少人知道你、记得你、看重你？不值得自作多情！学者还不如一个混了个脸熟的三流演艺人。现实中，再伟大的学者也是虚格大于实际名利。可悲！”……我非常后悔自责，真不该，给先生找了这样一个没趣。
我青年时期的摯友吴荫民及其太太王伯明（我的中学同班同学），与新园先生同时下放兴田锦里，数年同住一大屋仅隔天井相对的两厢房，曾惊见新园先生的特殊励志强身行为：除太极拳外，大雪天，他居然赤膊短裤，以冰雪擦身，野外狂奔，高吟狂啸，疲极方归。有次徒步同行出山去公社搭车回市，途经一段百余米的下坡公路，他居然以前滚翻跟斗的方式，伴着一路疯吼，连栽至坡底，直至头、背、胳膊出血青肿，令众人惊愕。我想，此当绝非刻意模仿魏晋文人，而是在当年特定历史条件、文化生态下浸淫出的与古代异人高士暗合的行为样式，正是不同时代被戕害摧残的思想家型的特殊文人的带有自虐性质的精神状态，折射出其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对变革的渴求乃至对苍天的呼喊。多年后，我冒昧以此谲询，先生报以微笑和微词以作证实：“应该说那时还太年轻，谁告诉你的……？”
许多人并不知道，新园先生其实是个大书法家，其书体，流潜盘鼎㨨爨魂魄，伏附杜藁钟隶精神，蔚蕴晋唐风骨；其行楷，毕现八大、何绍基逸影，结体变化，常在预料之外而情理之中，随意、自在而时时处处洋溢着郁郁馨馨的书卷之气。他随手给我写的许多截幅片断，几十年来惜少保存，自恨乃大罪过焉！他为我节写的《东瀛读画录》瓷板，我十分珍爱，长期在万粹楼博物馆展出，受到诸多高端美赞，其內容当然与我的收藏相关并书写于观赏把玩我的秘藏之后——“八大山人《安晚册》写瓶，作铁网金丝，乃宋哥器也；进贤灯社，奉新古刹中宁有此物耶？老和尚笔下物，旧王孙儿时事也。习内典数十年而不能忘情，伤哉！”署款曰：“己卯夏书《东瀛读画录》赠仁辉先生正之.新园 ”（绘钤《刘》《氏》珠印）（图）谦卑姿态，令我不甚感沛又惶恐。
先生对书法的审美情趣极尽文心，往往至忱至热地倾吐爱憎；他对那些邪魅癫狂，疯嗔丑怪的书体异象和书法行径疾之如仇；他多次点名举例，斥乖责谬，乃至于引伸到时弊及各色学术腐败，唾而啐之，甚至不忌讳，甩出一句国骂。轻蔑之情，溢于言表。新园先生对书法欣赏的“美丑、好恶”，如出我心，真情贴切服膺之余，亦深受影响，常常手摩心默，以引以借。沈晨光有个吃专业饭的书法家朋友，自视甚高，近乎目空一切，近现代来，没有几个人的字合得上他的法眼。有次他看到晨光所藏新园先生的书法作品，情性激越，赞不绝口，连称“顶级文人书家”。
新园先生开创了中国明清御窑考古及明清陶瓷文化研究的“新园时代”，世所公认，堪予铭金勒石。然，不无遗憾的是，先生自认对元青花研究除了提出纲要，指出元青花瓷与浮梁磁局等组织结构、产出关系包括与蒙元皇家及其所治大小伊斯兰汗国的君主们的关联外，尚欠系统、更欠规模。而涉元官瓷研究，恰恰是新园先生宿势循序之中的下一目标。奈何较长时段，景德镇元代御製及官窑青花瓷出土和窑址发掘的条件尚不完全成熟，浮梁瓷局元代官窑窑址文化层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发掘并未实现，积累甚显薄弱，加之史志佚失断缺，面临资料窘境，更况清宫此目旧藏亦几付缺如。对照世界各地传世实物及出土之器，令景德镇这当然的原产地慌不暇应甚至惊悚而尴尬；加之明清课题项目堆积如山，先生只好从中亚、欧州等地所藏包括国内高安窖藏等元青花瓷，结合国际资料及国内各艺传统御器及图形传承暨史料轮廓，极尽可能地作些基本分析、推导和论断；而论断基础，又自嫌尙欠扎实。
先生因兹憋屈了好些年而隐忍不言，常怀痛楚，私底屡屡有所倾泄：“我恨不能变个土行孙，掘地八尺！”……先生时刻准备并期待着学术理想的喷发，尝信誓旦旦：“于斯，―定要拿出令他们瞠目而又心服口服的浮梁瓷局元青花大器从生产原料到各作工艺环节包括器物本身等第一实证，结合精细历史文献，作出科学论断，以诏告天下。”……
七十岁后，本应是学问尖端时刻；恰于其时，除国内外大量出土元青花瓷器外，景德镇元代青花御瓷产出遗址特别是湖田南岸及落马桥元青花大器窑址亦凸现端倪。惜哉，天不假年，上苍急召，新园先生猝然驭鹤西去，令瓷界抱憾，文坛普悲……
当然，窃以为，仅就先生《元代窑事小考》、《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瓷局及画局》，还有《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官窑瓷考》等现成对元青花瓷的论著，先生已足可谓为作了深宏的奠基；其建构出的理论框架和思攷门径，又堪称高屋建瓴，足以启迪指引此研究体系的资源聚集并支承此研究领域的摩天大厦。
其实，做学问也只能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况且，先生对高古陶瓷、元始瓷和北方诸窑及其南移过程所及各窑的研究亦已设为近期课题。多么希望先生并不是和我们一样生活在时间线上的三维生命体，而是超时空的多维精灵。
新园先生不仅是陶瓷文化领域的实力泰斗，且他涉猎之广泛，水准之于顶端，令我不敢想像。其中他除了对佛教文物和古典家具乃至寿山、田黄、朱血、青田等小文玩、古墨旧砚、古籍缮本有浓厚的兴趣并有特别的研究之外，又突然钟情并近乎痴迷于传统髹漆工艺品。他除了在广州文物市场寻觅南派漆器和日本漆器，还要我陪同他往徽州山区村镇蒐罗竹木漆器。他特别钟爱那些纹饰精美，雕刻细緻更或书有年款的明清漆器工艺品。而我在此领域，直至九十年代后期才受先生启蒙。原来漆器居然与瓷器一样，很早就受到历代帝王的珍爱和追捧，甚至由皇家督造，如元代将作院系下浮梁瓷局，除掌烧造瓷器外，居然也同样督造髹漆、马尾、棕藤、笠帽等；而且无独有偶，髹漆工艺品署题御款都与瓷器一样，自明永乐而始。只不过漆器未能像瓷器那样大规模、城市式、工业化生产，故传世数量较之瓷器真是少而又少，是所谓“珍瓷稀漆”。什么剔红填彩，戗金错银等工艺，蛇腹纹、断纤翘等鉴定术语，不一而足。是所谓艺高不言，水深不语。我终于也由此接触并重新认识这些淋漓尽致的反映中国古代民间艺人工匠精神的髹漆、竹编、骨镶、牙嵌、镙钿、八宝甚至完全脱胎的髹漆工艺品的精彩绝伦和它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续。
重要的是，原来，由于上述“漆与浮梁瓷局”的历史关联，先生准备把这些结合陶瓷考古，对应时代、工艺和政书文献一併作系统研究。可惜后来，先生并未与我有此沟通，不知是否早有储稿，积而未发？
先生与我亦师亦友，虽也是惺惺相惜，但除了对我的毫无保留又粗线条的高度思想精神的指导心授而外，给我的公开肯定赞美之言一直是有度的。这当然很应该，亦如他的徒儿们常说，“不挨骂就算好的了”。然而，一次令我意外且受宠若惊的是，九三年秋，上海波特曼酒店举行的文物艺术品展销会期间，他对上博的汪庆正老先生介绍我：“这是小万，万仁辉，我很喜欢的学生，住在在广州……”并责怪我没带名片，又指令我“有机会多向汪舘长请教”。这也是此后我敢于向别人释称我是刘新园的学生的勇气之源；而所见他对汪庆正老馆长的正襟鞠礼，谨重恭敬，则是多年来我少有得见他在别人面前状态的特例。
是所谓“天地茫茫有形梏”，由于“体制”壁垒，我不敢认为自己是先生的入室弟子，更不是长随门生，但先生还是常在一些有分量的人物面前介绍“这是我的学生，也是好朋友。”进入新世纪，他特别以“我的学生建了个很有份量的私人博物馆”，并脱句强调：“万粹楼”，似引为骄傲。这常常让我凭添幸福，倍增感恩。先生虽是慾求淡然的圣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著重荣誉感的凡人；他是一个隆礼尊贤的高士，又是一个垂翼护雏的师长。这种闪耀光芒的多棱多面的复杂人格特别是其内隐涵的伟大，不与之密切者当难以认识和理解。
于国际国内，先生在陶瓷文化、考古鉴定及文物收藏领域，朋友实在太多。先生从不攀附，这些朋友，大都是通过先生的文论著作及学术活动交集认识。朋友们受其研究成就和学术思想影响感召并得到帮助，于是信赖乃至崇敬而友谊诚笃——其中特别如英国约翰.艾惕思爵士，布鲁艾特先生和玛格丽特.梅德里女士，日本的三上次男和佐九间重男，美国大都会博物舘苏珊.华伦斯敦副舘长，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香港天民楼主人葛士翘、葛师科父子，沐文堂主人关善明和徐氏艺术馆主人徐展堂等等；九十年代初，新园先生成为香港高端收藏机构“敏求精舍”大陆仅有的两名成员之一（另一位为王世襄），继而又被聘为苏富比拍卖行的顾问。记得先生挺看重这些荣誉并曾屡屡向我宣讲精舍成员的卓越深资及苏富比的辉煌业绩。新世纪初，先生还介绍徐展堂先生来黄山参观我的万粹楼博物馆。
先生曾不无忧虑地感叹：收藏、鉴藏历来就是少数人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总会有那么些人鼓吹“全民收藏”？“不曾见？全民大炼钢铁，砸锅献铁；全民大种粮食，全民饿肚子；如今全民搞收藏，难见真古董，难免全民造假，这正造就了‘国宝帮’大行其道的机制。其实，收藏、鉴藏是个条件非常苛刻的事，经济台阶、文化层次决定他们的收藏格局；还在为衣食温饱而辛劳的万千民众，哪能有这份机缘？对于那些鼓吹‘大众收藏’的不顾现实的人，我们不可能捂住他的嘴，那或许也是他们的梦……”“而我们搞考古鉴藏和文化研究的人一定要牢记，我们始终努力坚持往历史文化链条的节点上加油发力，而不要给它增添令它不堪承受的负重，否则，这根链条将不可运转甚至崩断……”
先生曾教诫说：“朋友一但过从甚密——或如上下级也好、师生也好、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包括你我，一旦到‘割头换颈’之份，就是关系危机的前奏，不可避免情感疑惑、文化分歧、观点争端、利益纠葛，已致诸多误解隔阂。”他甚至痛苦而又直无忌讳地列举了他与曾经的爱徒密友白焜的分道扬镳的实例；这是他平时最忌谈及的。偶亦有闻，地方本域有些与先生有交集或有误会者尝谓其性情诡谲，暴寒无定，虽侠肝义胆，却难予交道。我想，这只是先生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砥砺濯磨，被动错位的半真实表相。程正棠老先生竟“褒”之为“奸雄”，虽然他确实有褒赞之意，但仍令我惊诧。我自觉，先生与我从未疏于亲切互爱，作为学生、密友，并不须长期持以恭敬或小心侍候，而恰恰是，若有小争执，他比我忘得还快，老孩童气是也！
然而，跳跃式不可逆情态终于发生，或还是不幸给他言中？先生与我，各各未能退尽凡胎又往往各秉偏执，终于不明原因或毫无理由地误生芥蒂。反复推揣，或许关键节点在我零四年收藏了一批“碗礁一号”出水的康熙民窑青花瓷，他数次去黄山，每必审视并盘问出处来源，因为那时确实谁都不知道、也全无“碗礁”之说，我更不愿割爱转赠哪怕是其中一二。他隐藏着不快，凛凛似有割席的架式。而我一直讷钝，等待他慢慢忘记，却似未有期然……
这便是我木文开篇所引《访谈录》中“有着非常特异的个性”，“若即若离而心灵远照”之说的由来；其实，这仅是我们之间很习惯的游戏之言。尴尬苦涩的是，“访谈”仅数月之后的一三年春节拜年电话中，我一头雾水地遭到先生如是质问：“若即若离还拜什么年啊？心灵远照不就行了？”……我连他在上海还是在景德镇都不及问清……
《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文献》这小范围的出版物才刚出来，他竟然早已看到！令我舌结而语塞。这次我没有等到他的“忘记”，反而拨动了他那根敏感的龙鬚。我无奈且落寞多时，但内心还坚信，他最终会忘掉这小小的不快。可未曾想，那电话的骤然哑静又转换成的“忙音”，竟是我们永诀的休止符和省略号！
思之能无啼鹃之哀、锥心之痛乎？……
这些年来，偶也拜读某些纪念新园先生的佳文，但亦未少见居高褒扬，空引虚论之凑章，有的甚至不见先生其“人”其“神”。但我坚信，一个陶瓷文化巨星，一个圣者，其实也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故本文，不欲立足于“高大上”，而着重刻画先生之生命内核和骨像实质，以佐档资史，辅添先生事迹生平之栋宇汗牛……
新园先生于陶瓷文化研究的所有贡献乃至所关联他的主、客观文化行为，皆可尽教科书式的格致，大都被公认为为国家级别、国际级别甚至世界级别的文化事件。然而先生的学术宗旨，始终不主张轻易颠复，而是主张严缜揭示。他所有文论著作，皆秉持“证据第一，文献说话，实物存鉴，观点殿后”的原则（先生语）；他的思想波澜总是弥散着无穷的壮阔，但他的学术风暴从不炫以电光雷霆，而都磐贯着遗世独立的胸怀气魄和永恒的博爱平和，虽极具顽强的说服力，读之却仿若温柔言情。
尽管人生太匆忙，太短暂，但先生以其滚烫的情怀，灼热的思想，炽燃的心焰，于文化历史中，深深烙下了不灭的印㾗。
（注）原稿写于2013年底，2015年，师母和师妹回国参加先生两周年祭，专程来黄山看我，令我惊喜又相与同悲……她们捧着先生的骨灰去了底特律，一晃八年未归。今年乃先生仙逝十周年，师母及师妹遥告将回国出席先生十周年祭，兹重辑此文以奉，并祭祀先生英灵。
